艾滋感染者入境禁令松动

11月12日，卫生部发布消息，我国正在着手修改限制艾滋病感染者入境的相关法律。

这些制定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法律，曾被寄予“御艾滋病于国门之外”的厚望。然而如今的事实证明，这些法律没有阻止住艾滋病的传入。

“修改法律是一件大好事，它使得我们明白，预防艾滋病要从自己的行为做起，而不是依靠国家建‘一座长城’”。一名民间防艾人士说。

将被修改的法律

“曾经有一个外国朋友问我，他如何能在中国取得治疗艾滋病的药物。我告诉他，他不能得到任何药物。”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负责人万延海说。

爱知行研究所是一家民间防艾组织，因为工作关系，万延海经常接触外国朋友。

万延海向这个外国朋友解释，按照中国的法律，感染艾滋病者是不允许入境的，如果他想得到药物，就意味他要公开自己患病的情况，而他将因此被要求离境。

11月12日，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宣布，随着对艾滋病感染途径的认识不断加深，我国目前正在着手修改现行的有关限制艾滋病感染者入境的法规。

在中国，限制艾滋病患者入境的法律法规分别是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》、《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》。这些法律法规不但确定艾滋病感染者不得入境，且一旦发现则将被公安部门令其立即出境。

这些法律均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颁布，“当时我们的思路是，‘筑起一道新的长城，御艾滋病于国门之外。”中国社科院教授、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楯说。

御病于国门外的愿望

“从制定这些法律时，国外就有反对意见。”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戴志澄告诉记者。

戴志澄曾担任卫生部卫生防疫司（现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前身）司长，当时卫生防疫司下属的卫生检疫处负责起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》及《实施细则》。

《实施细则》于1989年被国务院批准，它明确了卫生检疫机关负责阻止患有艾滋病的外国人入境。

“国际上认为这是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。”戴志澄说，对这样的批评，当时他自己也很难接受。“最初我们认为这个病就是老外的病，我国就是一个净土，守好国门就好了。”

事实上，这样的批评并非只是针对中国，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采取相同禁止入境的政策。

戴志澄在参加国际防艾会议时，也深刻感受到国际组织对限制艾滋病感染者入境政策的抗议。

“1993年时，在荷兰召开过一次世界艾滋病大会，大会开始就有很多人抗议，抗议美国政府。”戴志澄解释说，这个会议最初定在美国波士顿召开，但当地法律禁止艾滋病患者入境，会议不得不转到荷兰召开。让戴志澄印象深刻的是，在这次会议上，荷兰官方表态，欢迎艾滋病感染者到荷兰定居。

当时艾滋病在中国还是个小众问题，戴志澄说，国内还没有声音反对这些法律。

“这会给我们带来一个误解，艾滋病是外国人的病，只要外国人不进入中国，我们就会安全。”万延海认为，这一思路带来的后果，是对自身防护的弱化。

国门打开的特例

虽然国际上的批评并没有改变中国法律，但在一些特殊时刻，国门临时向艾滋病感染者敞开。

1995年4月21日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发了一条特别的消息———“我国已同意9月间在京举行世界妇女大会时，准许国外女性同性恋者及艾滋病患者入境。”

在这届大会中，4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来到北京。

著名作家萧乾看到这条新闻后，著文评价说：“这标志着我国对这一特殊现象已采取了开明的态度，表现出开放中的我国，力图克服固有的成见，做与现代社会并驾齐驱的努力。”

民间防艾人士万延海回忆说，由于参加妇女大会有各类社会团体，其中包括一些性从业者代表和艾滋病感染者代表。按照中国的法律，他们将不能合法地进入中国，这一度引起了这些团体的异议。

戴志澄说，事实上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之前，1990年北京亚运会时，也曾对艾滋病感染者解除禁令。“这些都是特事特办”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随着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和国内民间防艾组织的出现，国内也开始出现修改法律的声音。

国内的反对声音

上世纪90年代末，我国开始召开相关的专家会议，讨论制定艾滋病防治的专门法律。中国社科院教授李楯在会议上提出，应该将禁止艾滋病患者入境的法律法规取消。“感染者入境并不见得会传染给别人，这是一个过时的手段，而且在价值理念上包含了歧视。”让他遗憾的是，他的意见当时并未被采纳。

位于北京的艾滋病感染者团体“爱之方舟”的负责人孟林说，1990年，在感染艾滋病后，他开始注意到国内这些带有歧视性的法律。对这种歧视的感同身受，也让他认为，我国需要修改这些法律。

而随着一些国际防艾机构进入中国，矛盾更加凸显———由于一些国际防艾组织成员本身就是艾滋病感染者，限制他们入境的法律，甚至开始成为阻碍防艾工作的羁绊。

今年11月12日—13日，全球抗击艾滋病、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在昆明召开理事会。会前，该基金三名理事再次对中国禁止艾滋病感染者入境表示异议。此前，全球基金已向中国捐助4.2亿美元。

一种说法是，受到压力最大的是卫生部对外合作司的工作人员，他们直面的部分国外同行，必须得到特别豁免，才能进入中国。

戴志澄说，上世纪90年代末，一些人大代表开始建议修改法律。他自己也开始认为，那些曾经试图保护国人免遭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法律，已经需要改变。

已经消失的保护

反对这些法律的另一个重要的理由是，这些法律已经无法保护国人。

国家统计局统计，2006年中国全年入境旅游人数达1.24亿人次。对入境者全部进行检测，是个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

据报道，2006年1月至10月31日，首都机场口岸对7320名入境旅客进行了艾滋病抗体快速检测。而在2006年，通过国际航班于首都机场入境人数高达579万余人次。

北京市检验检疫局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，面对庞大的入境人员，他们只能采用抽检的方式。具体办法是对一些重点航班进行检测，“根据机组提供的材料，对一些来自艾滋病蔓延特别猖獗国家的外国旅客会重点监测。”

而按照我国法律，入境外国人需要在入境检疫卡中填写身体状况。一个入境的外国人如果没有如实填写检疫卡、且未被检测，他将不会受到任何阻拦。

另一个事实是，国内艾滋病感染者的数量逐年上升。很多在不知情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患者，直到死亡也没有见过外国人。

2006年，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贯彻落实《艾滋病防护条例》的会议上说，当年“所制定的法律、法规和政策……其目的主要是将艾滋病‘御于国门之外’。但事实证明，此举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”

禁令松动之后

在卫生部宣布着手修改禁止艾滋病患者进入的法律前，一些相关的法律，已经完成。

2004年传染病防治法作出修改，确定了“不得歧视传染病患者”的原则。2006年通过的《艾滋病防护条例》更是明确：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、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。”

“这两条法律公布后，之前禁止入境的规定，都可以被视为对艾滋病人的歧视。”戴志澄说。

卫生部宣布将修改艾滋病感染者禁入法律后，有人担心，敞开大门是否会导致艾滋病的感染几率上升。

民间防艾人士万延海认为，禁入法律的取消是件好事。“它使我们明白，预防艾滋病要从自身做起，要有安全的性行为，保证注射器的安全，在医院看病时要明确自己的权利。”

而对于艾滋病感染者孟林来说，这些好处甚至可以不被考虑。他说：“这属于基本的人权，艾滋病感染者有迁徙、旅游的权利。”

中国艾滋病大事件

1985年，中国宣布第一例因艾滋病死亡的病例。

1990年，卫生部宣布成立国家艾滋病委员会。

1999年，卫生部宣布了关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权利的新规定。它规定了艾滋病病人的隐私权；医疗机关不得拒绝为艾滋病病人进行治疗；艾滋病病人应当享有工作学习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；应当允许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结婚，但已发展成为艾滋病的病人不得结婚。

2006年3月1日，我国开始施行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。